风展红旗 如画金沙注册 | 71年前,尤溪解放!他们从山西南下,接管新生政权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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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年前,新中国诞生之际,一支名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”的部队,听从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号召,告别家乡亲人,从太行山出发,途经8省63个县,历时200多天,行程5000多公里,抵达东海之滨接管福建。接管尤溪的主要是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的100多名官兵。

2019年,尤溪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著出版《忠诚·奉献——长江支队入尤纪实》一书,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入尤70周年,这是目前全省县级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长江支队的书籍。

在尤溪生活、目前健在的长江支队老战士仅两人——王龙则和程文明。国庆前夕,笔者走访了这两位离休老干部,听他们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离开故乡

1949年元旦,党中央、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伟大号召,为迎接全国解放,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前进,迅速接管新解放区。

其中,从太行、太岳两个区党委选调了1个区党委、6个地委、30个县委、199个区委的党、政、军、群各类干部及后勤人员4000多人,在河北省武安县经过一个多月军事化集训,整装南下,王龙则和程文明就在其中。

△王龙则和妻子林金珊(邱慧敏 摄)

王龙则,1931年3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刘家村。家庭生活十分困难,他从小放牛放羊。八岁之前,还和奶奶当过乞丐,春节都去讨饭,“人家给汤,我们就吃了。给窝窝头,就放在布袋里,带回家。春节乞讨一次,食物可以吃上一两个月。”

△程文明穿上精心保留的服装留影。(黄在锦 摄)

程文明,1933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苗庄镇苗庄村。八、九岁时,父亲去世,母亲改嫁,他跟着大姐、大姐夫生活。
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山西成了抗日前线。“日本人的据点就在长治,我家是山区,八路军就在那,日本人一来,我们就跑到山里躲起来。日本人太坏了,老百姓生活很苦,当乞丐的人也很多。” 王龙则回忆说。

至今,老人还记着这样的抗日歌词:“秋风凉,日本鬼子来扫荡。日本鬼子来,杀人放火又抢粮。”

“我们那虽是平顺县山区,但离长治县仅20多公里,日军经常来扫荡。”程文明回忆说,“我大叔叔的老婆就是在日军扫荡时被打死的。”

“为了躲避日本人,乡亲们挖了很多防空洞。有的又大又深,可藏一两百人。”程文明说。

抗战时期,我党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,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。抗战胜利后,太行山成为解放区。

1947年2月,王龙则入伍,到平顺县第一区公所,历任公安助理员、专署粮食局副股长。

1948年,程文明15岁,到长治县政府缝纫厂当学徒。1949年参加解放军,当通信员。“那时,牺牲了很多人。村里快没有青壮年了,够一个班就编一个班,够一个排就编一个排。”程文明说,他家、大伯一家的孩子全当兵了。

1949年,王龙则参加长江支队,编入三大队四中队二小队。在二叔叔程继枝和大姐夫牛进财的带领下,程文明也参加了长江支队,被编入三大队三中队,任通信员。

为什么会参加长江支队?王龙则脱口而出:“为了革命!南下,就是为了跨过长江,解放全中国。”

南下途中

1949年2月下旬,太行区选调的干部到河北省武安县集训。其中,南下第三地委由长治市、长治县、平顺县、黎城县、潞城县、壶关县等6个县(市)选调的干部组成,共340余人。

3月30日,南下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,明确南下接管新解放区主要任务有两个:一是铲平反动基础,二是胜利后建设新中国。

为了适应长途行军需要,南下区党委实行军事化编制。中共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”区党委、行署下辖的地专班子改称为大队,县级领导班子改称为中队,区级领导班子改称为小队。

1949年4月24日凌晨,长江支队4000多人,从武安出发,冒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。

“路途很艰苦,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,吃不好,睡不好。”王龙则身体不好,几乎长年卧床,可回忆当年,他特别精神。

一路南下,经河南、安徽,行军一个多月,到达南京。

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行军路线示意图

“在南京渡江时,碰到飞机轰炸。我们趴在长江岸边,炸弹离我们很近。许多鱼被炸了,竟然有人趁机抓鱼。”程文明回忆,“当时有位女同志遇难了。”

5月24日抵达苏州,三大队被分配到原国民党陆军监狱宿营,在那住了两个多月。

原本,长江支队要到苏、沪、杭一带负责接管。由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,全国解放进程大大加快,6月初,华东局决定长江支队随解放军十兵团于7月进军福建。

福建山多、雨多、蚊虫多,福建话难懂,工作起来有困难,一些同志思想产生波动,曾发生逃跑事件。长江支队及时组织学习讨论,统一思想认识,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。

“到嘉兴坐运煤的火车,快到上饶时又碰上飞机轰炸。后来从棠板村进入福建,到达浦城,再到建瓯。”程文明说,江西、福建山高林密,道路崎岖,天气酷热,北方来的同志很不适应,不少人生病了。关合义同志(后任尤溪县长、县委书记等职)就因生病在上饶短暂休养,而后入尤。

△1949年2月欢送吴炳武(前排左二)南征合影留念。(吴炳武次子吴健提供)

1949年8月5日,三大队500余人驻扎在建瓯城北富墩村。8月10日,省委召开随军南下干部和坚持福建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,宣布了接管任务。三大队(三地委)成套班子分配到南平地区工作;三中队负责接管尤溪,教导员吴炳武为尤溪县委书记,中队长李生旺为尤溪县长。会上还确定在福建坚持游击斗争的一批负责同志参加有关县委工作。

8月14日,三大队由建瓯出发,行军两天到达南平,立即投入各县解放、接管工作。

剿匪风云

1949年7月5日,在中共地下党策反下,卢兴荣、罗骏等国民党尤溪军政人员起义,尤溪成为金沙注册市第一个和平解放的县。

8月17日,三中队到达尤溪城关,与蒋荣德等地下党的同志们会合。顺利接管政权后,立即建立新政权,投入剿匪反霸、恢复生产、稳定社会秩序等中心工作。

当时,广大群众思想顾虑很大,不敢与新生政权接触,许多贫苦农民跑到乡下或山上躲避。

“福建是新解放区,老百姓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了解,又受到国民党宣传误导,暗藏特务和土豪劣绅威胁,加上语言不通,和群众打交道很困难。有时我们晚上睡马路,碰到下雨,没有雨衣、雨鞋,只有一块油布。”程文明说,“党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,我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,连吃饭都唱‘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’。为了和群众搞成一片,我们睡马路,第二天醒了还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。”

人民政府秋毫不犯,一心为民。群众安心了,陆续回家。在党和政府耐心教育下,尤溪农民发动起来,成立农会,发展民兵组织,开展减租反霸斗争,有力地推动了剿匪、土改、支前工作和生产的发展。

△1950年4月5日尤溪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体合影。(胡秀玲提供)

解放初期,尤溪并不太平。由于历史原因,当地反动势力错综复杂,在国民党部队任过团长、营长的就有二三十人。这些人蠢蠢欲动。披着起义人员外衣的洪钟元、林大茂等,指使亲信上山为匪,并成立了匪“尤溪县政府”。之后,以洪钟元为首的尤溪土匪,被国民党编为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闽中纵队尤溪挺进总队”。

1950年6月,朝鲜战争爆发,匪徒们认为机会来了。原本内讧的洪钟元、卢胜雄暂时和解,把矛头对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,气焰十分嚣张。

当时斗争形势之恶劣,在许多长江支队干部的回忆录里可见一斑。吴炳武、李生旺、关合义回忆整理的一份材料里提到,土匪悬赏捉拿我党政主要领导人,如捉住县长李生旺赏大洋1000元,杀害一个南下干部赏大洋600元,带一支枪投匪赏大洋100元。

剿匪初期,程文明给县长李生旺当警卫员。“每次县长出门,至少要带一个班,来保卫安全。”最危险的一次,他和李生旺坐船到南平开会,土匪躲在尤溪口往南平方向的山上,朝他们射击。“我们有冲锋枪,武器比土匪好,化险为夷了。”

王龙则随军到南平工作,曾被派去参与解放建宁工作。驻在江西的解放军部队多次到建宁剿匪,由于未及时建立地方政权,剿匪部队一走,老百姓又遭殃。

“我们从各个中队被抽调出来,去建宁接管政权。”王龙则说,当时他也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危险经历,“抗美援朝开始,我们的部队走了,只剩地方政府二三十个人。土匪打算包围消灭我们。幸好南平部队来得及时。只差一天,部队若没赶到,我们就被包围了。”

剿匪中,尤溪县剿匪指挥部采取“军事打击,政治瓦解,发动民兵参战”三管齐下,与匪徒展开激烈斗争,期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随着洪钟元、卢胜雄、吴曲九、陈玉麟等匪首,或活捉,或投降,或枪决,到1951年2月,尤溪剿匪斗争历时20个月,取得胜利。全县军民共毙匪98名,伤匪157名,俘匪767名,自新2035名,合计3057名;共缴获机枪6挺,冲锋枪2支,步枪485支,短枪170支,子弹54624发。

社会秩序渐趋稳定,以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为主体的中共尤溪县委、县政府,带领群众开展土地改革,全力恢复生产;进行“三反五反”斗争,改造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,全面恢复国民经济,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。

奉献一生

七十年弹指一挥间。

“现在,尤溪已经大大变样了。”程文明回忆说,刚到尤溪,看到的是破烂不堪的县城,“从南平土堡(现南平塔前镇)进入联合吉木,再到达梅仙源湖,源湖村有一段三合土的路,我们以为县里也会这么好,结果根本不是这样。”

那时县城只有一条主街,两边几乎都是破旧的瓦片平房,两层的没几座。县政府后面,包括现在的七五路,都是田,主街铺石条,很多人走路一不小心就摔倒。

长江支队的干部们在尤溪扎下了根。

1951年8月起,程文明先后到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、南京大学学习。1955年9月,回到尤溪工作。

从胶合板厂、机器厂、水泥厂,到煤矿,他大多担任厂长、支部书记等职。在工厂,他和工人交朋友,一道解决了一个个难题。办机器厂,从原先卢兴邦在街面的兵工厂搬来风箱,从德化请来师傅,解决了用电问题。1970年,在梅仙筹建尤溪县水泥厂,从运输、开采到化验,技术难题一个接一个,程文明与同事们还专门去顺昌学技术。

1975年11月至1992年4月,程文明调到尤溪县体委,先后任副主任、主任。1992年4月离休。

王龙则参加建宁解放后,又调回南平,任南平专署粮食局油脂分公司人事科长。1957年,调到尤溪工作。1963年起,先后任尤溪县林业局城关采购站、西洋采购站、尤溪口木材转运站站长、书记,在乡镇基层工作长达20年。

王龙则的妻子林金珊说,当年因为工作,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只能请她妈妈帮忙带。

“自己没什么文化,文化低,是工作上最大的困难,什么都要凭脑子记。”1950年,王龙则曾到南平地委党校学习,专门学文化,虽然克服了一些阅读的障碍,但书写还是有困难。

“凭自己吃苦点,苦的事情多干一点就是了。”1985年10月,王龙则离休。

老王的小儿媳妇说,公公非常“固执”,身体不舒服让他住院,他说不要浪费国家的钱。他大儿子下岗十多年,小儿子是事业单位非正式在编人员,可他从没有为孩子去提过要求。

“听党的话,党指向哪里,我们就向哪里。”程文明与王龙则一样。

“父母很忙。我们念书回来就自己玩。后来父亲到中仙的煤矿工作,因为上学不方便,我便辍学了。”程文明大儿子程云说,“父亲烟酒都不会,也不好拉关系。我找工作,听说有招工名额,就自己去了。”如今,程云下岗10多年了。除了小儿子外,老程的另外1个儿子、2个女儿也都是下岗工人。

△1981年11月长江支队战友在尤溪重逢。(胡秀玲提供)

对党忠诚,无私奉献,在长江支队干部中有很多这样的感人故事。

王芳芹,1972年起先后担任三钢分厂、总厂厂长、党委书记。一次,他帮助一名小学校长批了5吨钢材,用于学校维修。不久,校长提了一只半番鸭上门答谢。王芳芹发现后,立即拿了20元钱让儿子交给他。校长不收,儿子就将父亲的话转告:如不收钱,就把钱和鸭子一起托人带去交给县领导处置。最后,校长只好收下那20元钱。2012年,他在福州去世,享年90岁。

王有定长期从事组织、人事工作。妻子也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,在老家的乡妇联工作。王有定南下时,岳母生病,妻子因此后来才到尤溪。当时妻子带着工作手续前来,王有定却考虑到妻子文化水平低,不会方言,与群众交流上存在障碍,直至他离休时也没有给妻子安排工作。1983年,他病故于山西省黎城县,享年66岁。

1975年,王显禄已经56岁,省委组织部准备调他担任国营八四七○厂党委书记。许多人劝他别再去接新工作,他却坚定地说:“我一辈子都服从组织,这是最后一次调动,必须服从组织安排。”一到新岗位,他就深入车间、班组熟悉生产流程,与工人们同生活共战斗,每年年夜饭他坚持在厂里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,正月初一早上必定到工人家里拜年。很快,他从外行变成内行,工厂多次被国防系统评为先进单位。

王显禄调到八四七○厂时,二女儿已在该厂工作5年,是生产能手,车间两次以最高票推荐她上大学,报到厂部都被王显禄以领导干部子女要起带头作用为由,硬是让给了他人。他还两次把调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部下……离休时,王显禄选择回到“第二故乡”尤溪安度晚年。2002年5月,他走了,他把自己留在了他南下第一站——尤溪这片日新月异的热土。

来源:金沙注册市融媒体中心 (作者:邱慧敏)

本文参考《忠诚·奉献——长江支队入尤纪实》一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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